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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琼: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

2019-4-16 16:32| 作者: 王士强 郑小琼|编辑: admin| 查看: 40| 评论: 0

王士强:出生地和童年对一位诗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你是四川南充人,先谈谈你的家乡、你的成长经历吧。

郑小琼:我的故乡南充,在嘉陵江中游,三国时期归于蜀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南充人。我在卫校读了四年书,经常去万卷楼,那里是陈寿曾经读书治学的地方。“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李亚伟、万夏等“莽汉”诗人曾在南充师范学院(现为西华师范大学)读书,“莽汉主义”主要诞生地在南充。我家在嘉陵江边一个很小的村庄,童年留给我最大的记忆可能就是嘉陵江,夏天涨水,江面变得很宽。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觉得嘉陵江是最大的河流,小时候我常在江边洗衣服,逢集时坐船去龙门古镇赶场。07年我回故乡,去龙门镇,写过一首《在龙门》的诗歌。刚出来打工的时候,我经常梦见坐船过嘉陵江,我曾写过一首有关于童年记忆的诗《江边》。在老家我是很老实的孩子,读书,帮家里做农活,喂猪,割猪草,很听话,很少出去玩,平淡得无话可说,村里人对我没有多少印象,在学校是那种没有太多人在意的学生,成绩偏上,也不活跃。有关童年最深的记忆是江边的芭茅地,心里有委屈便躲进芭茅地,到嘉陵江边看江水朝南而流,享受那里的安静。南充是绸都,在南充的乡村有很多桑树,养蚕,我记忆中最好的工作是去附近的绢纺厂上班,那个绢纺厂在90年代倒闭了。

王士强:在小的时候和上学的时候有对写作感兴趣或者表现出这方面的天赋和潜质了么?

郑小琼:我在学校基本没有写作的兴趣与天赋,我并非天才或者早慧,属于很普通的孩子,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印象。如果写作有天赋的人肯定会给老师与同学留下印象,我没有想过会从事写作,写作也许只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偶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小时候甚至有点自闭,不太喜欢交流。07年回乡,跟一些同学与朋友交谈,他们似乎对我在写诗感到很意外。

王士强:你是初中毕业考了卫校,然后卫校毕业在乡镇医院工作过,多长时间?如果按照正常轨道你应该会是一位医生或者护士的吧?

郑小琼:是的,我1995年初中毕业考上卫校,就读时说国家会包分配工作,1999年卫校毕业后实际上没有分配。那几年恰好逢撤乡并镇减员、城市下岗,如我这样的乡村孩子,分配工作太难了。我在家呆了一段时间,感觉分配无望。后来,我曾去乡村医院做过临时护士,做了大约两个多月,医院发不下工资,离开了。又经一个师姐介绍去了重庆的私家医院做护士,医院包治百病,实际什么病都治不好。做了差不多三个月,实在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我再次选择了离开。那个医院对病人半吓半骗,直到将病人的钱坑光,还耽搁了病情。受骗者很多来自乡村,他们在一些报纸、杂志、小电视台、电台听到广告或者受医托的欺哄,来医院看病。医院给病人注射一些激素,对病没有任何好处,治不了病,只是骗钱,我受不了,就离开了重庆。回到南充在小餐馆做服务员,端菜洗盘子等,直到过年后,跟同乡来到广东。如果不出来,继续在家里等待,找一些熟人关系,花些钱等,也许会在小医院做一个医生,我同学大部分都在做医生。出来打工,不想再花这样一笔钱,也没有让父母去找门路,进了工厂,慢慢便做下来了。

王士强:那就是2001年到的东莞?刚到东莞时的情况怎么样?

郑小琼:当时的东莞鱼龙混杂,有很好的工厂,也有很差的工厂,还有很多黑工厂及以招工骗人的工厂。那时找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家具厂招两个人,下午两点半面试,我一点多到家具厂门口,已有五六十个人在排队等。到面试时间,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接近两百来人。先是保安看毕业证、身份证后裁掉差不多一半,再让面试者跑步,做俯卧撑,再裁掉一些,最后人事小姐随便挑些顺眼的喊进去面试,面试两个合格了,后面的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当时莞樟路上有很多黑工厂,做上半年也不会发工资给你;有的借着招工的名义,纯粹骗人,先收你二十报名费,接着收工衣保险伙食等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直到把你的钱骗光。我第一年基本处于找工的状态,曾进过一个比较好的工厂,因为生病,请不到假,坚持上班,后来实在坚持不了了,两天没有去上班,按规定属自动离职。这些后来慢慢改善了,直到工厂出现了招工难,那些黑工厂以及借招工骗人的中介与工厂便渐渐少了。

王士强: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具体是怎样的情境下开始写作的,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具体的人与事的影响?

郑小琼:我01年开始写诗,当时刚来这边,下班或找工作回来,实在无聊,在出租房里,没有电视,当时也没有手机、网络,除了逛街与读书,无事可做,我选择了看书。在工业区的很多地摊上有杂志卖,一块钱一本或两块钱一本。刚来东莞,还不习惯这一辈子就是打工的命运。考上中专时,按当时政策包分配,却没有分配工作,呆在家里,被人看不起,有人会笑话,读完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种地。当时最怕见到老乡,见到了总有人问,你不是考上学校,不是要分配工作吗?我无言以答,感到很孤独、很迷茫。没事时,就看书,到工业区地摊找打工类杂志。当时广东有几十家打工类杂志,销量相当不错,有的每期发行量几十上百万份,这些杂志刊登反映打工生活为主的文字,很多杂志有一两个页码的诗歌。我觉得杂志上的诗歌很简单,觉得自己也能写出来,开始在纸上写,一直慢慢坚持下来。当时的自己内心是自卑的、孤独的,想找点事情打发内心的自卑与孤独。打工杂志刊登的一些打工者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或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文章似乎给那时灰暗的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当时极度封闭的自己有了窗口窥探外界。现在那些杂志大部分已停刊。时代不同了,01年那时还没有普及网络、手机等,大部分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工余时间是阅读那些打工杂志,通过杂志交友,看外面的世界,寻找内心的安慰,那些杂志曾给许多打工者内心带来温暖。

王士强:嗯,时代的确不一样了,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些打工杂志促成了诗人郑小琼的诞生。

郑小琼:是的,没有那些打工杂志我可能不会写诗,它让我接近文学,慢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多年后,我的同学知道我写诗都觉得很意外,他们说没有想到我会走上写作之路,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有关于我写作的印象。我知道很多打工写作者与我一样都是从那些杂志开始写作之路。我的运气比较好,01年开始写,当年就有诗歌发表在打工杂志上。

王士强:你当时和打工诗人群体也逐渐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吧?

郑小琼:2001年底我有一首诗刊发在《东莞日报》上,第二年获了《东莞日报》的一个征文奖,在颁奖会上认识了一些东莞的诗人,比如方舟、彭争武、何超群等。当时的打工杂志刊登作者的诗歌,都会在后面附上作者的通讯地址。随着自己的诗歌在杂志上刊发得越来越多,我陆续结识了许强、张守刚、柳冬妩、罗德远等。02年左右,因为与许强在同一期《创业者》杂志上刊发诗歌,于是有了联系,与张守刚在同一期杂志刊发诗歌,与他联系上了。通过张守刚介绍我认识了发星,02年8、9月份左右认识的发星,一个大凉山的诗人,他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十分之大。02年我进了一个五金厂,然后在那个工厂做了四、五年。

王士强:开始写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表达自己、寻求沟通,还是为了可能的改变现实处境,或者是有一个文学梦。

郑小琼:虽然在一个纯正的写作者看来有点功利化,实际上很多人也是希望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流水线生活。东莞这个城市以前只是一个县,后升为地级市,市里直管镇,很多镇都有自己的报纸,我在这些报纸刊发了很多诗歌,办这些报纸的很多本身是诗歌写作者;很多工厂也有自己的内部刊物,刊发一些与工厂有关的文字,也有文艺副刊版面,办这些内刊的很多人也都是写诗的,比如陶天财等人。在东莞这个城市的打工者里面,写诗的人相当之多,我知道名字的,差不多就有一百多人,还有更多我不知道名字。在办公室办内刊相对于流水线来说要轻松,工资也高许多,有一些在流水线的工友通过写作发表谋到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所以写作的人也多。

王士强:这种种想法其实都很正常。

郑小琼:我最初写诗纯粹是为了去除孤独。当时的我非常失落,读完书没有工作,做流水线,甚至找不到一份工作。在第一年里,我做过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等,也被招工骗子骗过,还进过一家黑工厂……做什么都不顺利,非常郁闷,只有写一些东西安慰自己,如果能够发表,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在01年的一次次失业中,我发表了一些诗歌,我很想通过写作找一个内刊工作。我拼命地写,向那些打工杂志拼命地投稿。直到后来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五金厂,又认识了发星,便慢慢没有这种想法了。发星不断写信鼓励我,要坚持,从山中寄很多诗集给我,有的是他复印下来的。我曾在一首诗中写过,想有一本金斯堡的诗集,发星将他收藏的一本金斯堡的诗集寄给了我,他自己再去西昌的书店购买。03年左右,我在一些打工类杂志发表了很多诗歌,有人曾介绍我去内刊,我没有去,通过发星的影响,我知道自己的写作需要什么了。

王士强:可能诗人发星是你诗歌之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人。

郑小琼:是的,如果没有发星的出现,我写作的梦想就是找一个内刊的工作,写一些通讯与工厂的新闻。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一个月三四百块左右,而内刊编辑有一千七八百块左右。对于在流水线的我来说相当羡慕,他们不用加班,坐在办公室里,不用上夜班。是发星开拓了我的写作视野。03年7月,张守刚回重庆时,来过东莞,他教我学习上网。我那时在五金厂做工人,不会上网,直到04年开始上网多一点,学会在网上发言,以前我只知道在网上浏览。

王士强:后来不去内刊是不是也因为你在诗歌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反响和认可,有了自信,觉得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

郑小琼:不是的,因为当时在五金厂比较稳定,我的工资已涨到六百块左右了,我怕去了自己没有能力做下去,又丢掉五金厂这份工作,想想自己以前找工作的经历,不想跑了,其实也想安静地写作。

王士强:在诗歌方面逐渐获得认可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郑小琼:以打工写作者的经历看,我算比较顺利。在02、03年左右,我的诗歌在打工杂志刊发了很多,有一个《创业者》打工杂志一年十二期有八期都刊发了我的诗歌。我记得03年左右,《诗歌月刊》曾刊发了我两次诗歌,对于一个在工厂的写作者来说,我很兴奋。我03年写了《人行天桥》,发星在《独立》发表了,海上写了一封信给发星,发星将海上的信寄给我,在信中他不断地鼓励我,我觉得自己有信心写下去。04年写了《完整的黑暗》、《进化论》等,这样慢慢坚持下来。03年左右,我因为获奖去湖南参加《散文诗》杂志的笔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工厂去参加与文学有关的会议,认识了很多朋友,视野也渐渐开阔起来。

王士强:发星寄的主要是哪一类的书?

郑小琼:发星寄的书很多,有思想随笔,有海上的诗歌与文字,还有一些先锋诗歌,太多了,他复印了很多先锋诗人的诗歌给我,比如廖亦武、周伦佑等人的作品,梦亦非的评论与诗歌。

王士强:在早期还受过哪些影响?

郑小琼:03年我的写作风格有了变化,除发星寄来的书籍,还有“文化先锋”网站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以及偶然读到谢有顺老师早期的一篇文章,《怯懦折磨着我们》,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认识谢老师,我跟他提起过他早年这个文章对我的影响,我记得当时这篇文章刊发在《花城》上,我在工业区的地摊上花了两块钱买的很旧的《花城》杂志。当时阅读那篇文章时内心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感慨,充满了自责。那年上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比如《女工记》里的竹青,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工,我们一起看“文化先锋”网站,一起交流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充满了激情与愤怒。我们评论社会上种种不平事,要改变打工现实中种种不平之事,但我是一个怯懦的人,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举报工厂违反《劳动法》,结果免不了石沉大海。从那一年起,我开始关注社会关注现实,诗歌也从早期以写个人乡愁与对故乡眺望中走出来,不再写那些小情绪,因为这些,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说早期写作我只是想找一个好的内刊编辑,不做流水线,后来写作完全是面对现实、面对社会了,更尖锐了一些。

王士强:可能就是视野更开阔了,关怀的东西更多了,情怀不一样了。

郑小琼:是的,人生有些东西很意外,我曾说过,诗歌是一次偶遇,有时候,人生的改变也充满了偶然性。去年我的《女工记》写完之后,张柠老师看了后,他电话说“文化先锋”网是他跟朱大可老师等人办的,我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那个网站对我影响太大,比如《人行天桥》里写到的一些社会现实,是我在“文化先锋”网看到,不然,一个天天呆在流水线,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一天十二、三个小时在封闭车间的女工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社会现实。“文化先锋”网被关闭之后,我失望了很久,这个网站的关闭,让我知道了更多,更认清了现实。

王士强:到05年参加“青春诗会”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节点,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真正走向“全国”了。你应该是那一期里面最年轻的诗人了吧。

郑小琼:是的,05年参加“青春诗会”后可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我。就写作来说,我认为03、04年对于我来说更重要一些,那两年写了几首长诗,诗风完全变了,完成自己的一个转变。之前我写的基本是思乡的主题,还有一些写故乡的,很简单的诗歌,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类。发星寄来的那些现代先锋诗和海上的文字让我的诗歌技艺与视野开阔了,“文化先锋”让我更深地认识了社会现实,谢有顺老师那篇文章带给我内心的冲击与激情,网络带给我与朋友的交流与碰撞,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的东西在涌动,它们需要表达,这种感受,我以前没有。我记得当时写《人行天桥》的感受,我在操作机台,一边在铁板上打牙孔,一边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写下自己瞬间的想法。怕领班看见,只好偷偷地写,去厕所写几段或者几句,一天上午去了四次厕所,写那首诗我被车间管理员抓住了,罚了几十块钱,在之前这种状态是没有的。写完《人行天桥》后又写了《完整的黑暗》、《进化论》、《内心的坡度》等。在04年,评论家柳冬妩曾写了一篇有关于我的评论,可能当时没有多少人关注,参加“青春诗会”后,可能关注我的人多一点了。05年后跟上海《活塞》的诗人交往,加入其中,后来一些长诗都刊发在这个年轻的诗歌团体,跟这个群体的诗人交流,比如徐慢、丁成、殷明等人。

王士强:你的诗歌写作其实也比较顺,05年参加“青春诗会”,07年获得“人民文学奖”,08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等等。可以说一步一个台阶,在不断的获得认可,知名度在不断提高,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人会说,你是被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甚至有人把你称为一个“文学超女”、“诗坛超女”,认为你的成名是社会的一种需要,是外力的推动,而不是由于文学和诗歌本身的原因。另外,获奖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很多的人获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种现象也有很多。关于这些问题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郑小琼:获奖只是偶然,我想任何写作者都不会为获奖而写作,获奖只是写作之外的东西,当然这是套话,但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这却很真实。认真阅读过我的作品的人,知道我写的很多长诗根本不能发表,更谈不上获奖,这些东西恰好是我花时间最多的,就像很多人给我加上这样或者那样的帽子,我只想说,有多少人认真读过我的作品?我个人对这些不太关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评论。很多评论说我获奖是诗歌,实际我获“人民文学奖”的是散文,并不是诗歌。那个获奖散文《铁·塑料厂》有多少人读?现实中我们都在用概念来评论一个人等等,这些年我还见过一些更夸张的说法。自从认识发星等人后,我一直按自己的节奏写着,比如《玫瑰庄园》,写了十来年,一直在写;比如《女工记》,在06年就有了计划,那时我没有获奖,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也写了六年,直到去年书籍才出版;《七国记》是我另一首长诗,我05年开始写,现在还在写。我一直按自己的方式写着,外面的评论似乎对我没有影响。我属于比较笨的那种人,也属于那种很犟的人,有着自己的计划,外界对我影响不大。我曾给自己开玩笑说,要有很多未完成的诗篇,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能停下来,才能让自己不会倦怠,我这样安排着自己。当然获奖,肯定会高兴,在高兴之余,我觉得更应该完成自己还没有完成的计划。

王士强:因为你名气大嘛,树大招风,有这样那样的争议和说法也很正常。

郑小琼:我可能算写得比较多比较杂的,一些人看了这些说我是打工诗人,另外一些看我另外的作品说与打工无关,各种看法都很正常。是的,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议很正常,如果没有争议才不正常。

王士强:现在你差不多是80后诗人里面知名度最高的了,而这跟人们通常印象中的80后这一代人很不一样,跟其他的80后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又不一样?你对80后这个概念怎么看?你觉得80后这一代人相比前代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郑小琼: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人,我是小工厂里的人,我来自很传统的乡村,我的人生历程与来自乡村的中国70年代的人或者60年代的人没有本质区别。我跟刚才说的那个群体完全不同,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有人说我身上保留着六七十年代那一代的气息,实际与我成长的环境有关。我出身于乡村,然后进城读书,到1999年毕业走向社会。我读的卫校也是很传统的学校,南充是一个三线城市,当时还保留着封闭的缓慢的传统生活,并没有像我同龄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或者国外。

王士强:现在的人们其实是把80后概念化了,完全成了一个虚拟、空洞的符号,然后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80后成为了一个被消费的对象。

郑小琼:是的,我在一篇《东莞生存词》的散文中写过:“当我学习写诗,当别人在我的身上涂上一个80后的标签,但是从我的诗歌中他们却无法找到他们界定的那种80后的特性。当他们说着这一代人是没有责任感的一代、是跨掉的一代、愚昧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等等,然后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个说法。我知道更多的80后一代却是沉默的一代,他们来自于中国乡村,她们只读完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来到沿海的工厂打工,她们的青春都丢在流水线上了,这群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人注意的,她们每个月辛苦地劳动着,他们把微薄的薪水寄回到了贫困的乡村,尽一个做儿女或者哥哥姐姐的责任,更多的他们已成家立业,成为父亲母亲,他们在尽力地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在东莞这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地方,有多少沉默的80后在工厂艰辛地支撑着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当别人说着80后的特性,说着80后的生活和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总觉得我或者我那些在工厂的兄弟姐妹们与报纸上说的那些隔得是那样的遥远。也许,我们与他们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的人。传媒上的那些喧哗、热闹不属于我们,哪怕我们是80后的最大多数,因为我们的沉默,所以他们忽视。更多的时候,在这些年里,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我看到更多是属于80后崛起的一代,苏醒的一代,有责任感的一代,他们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老板们一个一个地抱怨现在这批80后的工人没有以前的好管理了,说80后的工人越来越多地懂得用《劳动合同法》或者相关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他们懂得投诉、懂得劳动仲裁、懂得职业病、懂得如何处理有关劳动纠纷。我知道在东莞这个城市有关于劳动诉讼与仲裁的案子这几年比前几年不知翻了多少倍,这其中大部分提出劳动诉讼与仲裁的是80后的打工者。作为一个80后,我觉得我们是幸运或者不幸的一代,70年代那批人上学工作基本是国家供着,他们读大学不要钱,他们毕业后有工作,而80年代的却恰恰相反,上大学要交昂贵的学费,大学毕业之后要自己找工作。在中国农村培养一名80后的大学生,基本欠上沉重的债务,因为欠上债务,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更有责任感。我们出来打工,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灰色世界,我们大部分进入了中国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某些工厂里,在这些工厂里存在着太多法律层面上的灰色地带,而我们恰恰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懂得在灰色地带中分辨黑与白。在丧失与得到中成长,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不断地投诉,而不得不被动选择离开一个个的工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诗人、80后或者别的更为重要的身份。”这是那个散文中的一段,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王士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郑小琼是和打工诗人划等号的。那么,你是“打工诗人”吗?或者说,你愿意被看做“打工诗人”的代表性诗人吗?

郑小琼:我基本的观点,写作是自己的事,给我披马甲是别人的事,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去放弃自己,也不会砍掉自己的想法去适应别人的马甲,我更关注我自己的创作。几年前我有过一个关于这些符号与马甲的发言,我再引用一遍:“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马甲’横飞的年代,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它们或者出于主动或是被动。比如在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不断被带上了各种‘马甲’,有根据题材,有根据内容与技术等等,不断地为文学作品制定‘马甲’。就我个人自己而言,我曾被人披上过无数件‘马甲’,比如因为我的身份披上的‘打工文学’的马甲,我个人也不幸地被媒体披上了一个‘打工妹诗人’的‘马甲’。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才是文学的本身。在给文学作品披‘马甲’的过程中,我想起赵本山小品中的一句话‘小样的,披上一个“马甲”就以为不认识你了’。很不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就是文学披上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之后,我们就真的不认识了,我们不断地被各种‘马甲’迷惑了。当文学披上网络这件‘马甲’之后,我们更在意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马甲’了。应该面对的文本本身越来越被弱化了,我们对文学的审美也成为了对‘马甲’的审美,或者更多人在论证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的合理性,对‘马甲’背后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少。我更愿人家关注我的作品,并非别的东西。”

王士强:你在07年还成为了省级的人大代表,这显然是和作为个体的写作大为不同的。能否例举作为人大代表你个人感觉比较自豪的几件事?

郑小琼:这几年当人大代表,我算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代表,向相关部门提了一些建议,最主要是帮不少人要到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这五年里,我尽力地去做一个合格的代表。我以这个身份当选代表,可能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发言与建议多一点。做人做事都尽其力是我的原则,当这个代表也是。虽然有时可能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很多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我是有话直说的人,该反对的时候,我一定是反对的,有自己清晰的立场。虽然知道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要坚持自己,我曾对很多报告投了反对票,我知道在现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代表着一个群体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有关农民工群体的政策的执行与制定不满意,比如农民工子女就读、户籍的开放、农民工劳动保障等,我对不满意的政策,当然得投反对票。

王士强:是的,实际上这样才有意义。当代表会感觉自己特别有权力、对社会有影响力吗,或者说并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完全相反的感觉?

郑小琼:我只能说我已尽力了,面对现实更多时候我的感觉是无能为力,这可能有十分复杂的的原因,也是中国的现实。不过我至少表达了所代表的群体的声音。这些年当代表唯一收获就是帮助一些打工朋友讨到薪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权力与影响力。相反,我原来觉得应该可以做的事情,做起来可能有一种无力感,更多的是力不从心,并非如自己所愿。但作为一个代表,我必须要做这些,否则我会心有不安,比如建议在农民工群体中成立基层农民工自治组织抱团取暖等。我总觉得自己更应该多做一点事情,有些事情,总需要去做,比如我写作《女工记》,也是写农民工群体,比如他们户籍问题、小孩就读问题等。我只是觉得代表这个身份不是权力与影响力,而是在内心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代表,是不是真正清晰表达一个群体的声音,但在现实沼泽前我有一种无力感,一种愧疚感。

王士强:因为你是诗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诗人想要改变大环境那是太难了,所以你的这种感受很正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做事还是不做事,还是不同的,哪怕很小的事,逐渐做起来就会好一点。

郑小琼: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无能为力。这也是我写《女工记》的感受,可能一些女工通过个体的努力能改变个体的命运,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的宣传往往把成功者当作榜样粉饰着千疮百孔的现实,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我曾说过,我们政府的报告不应该只报告做了多少事情,更应该说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做了多少事情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尽职的表现,而多少事情还没有做或者没有能够做好,这才是努力向人民尽责尽职的承诺。是的,我们都需要努力地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微小的行动来一点点改变。

王士强:《女工记》我觉得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甚至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时代。它既是“诗”又是“史”,写法也很平实、客观、不动声色,但是,内在却波涛汹涌、波澜壮阔,我读起来觉得非常震撼。你自己怎么看待它在你的作品谱系中的位置。

郑小琼:对于自己已完成的作品倒没有什么感受了,我只是尽力表达内心想说的或者这个群体遇到的现实。当我06年离厂做女工生育调查时,我想写一部女工作品,我只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值得做的、应该做的事情,它可能是这些年我等待的作品。在写出来之后,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自己反对的那部分,包括我自己一样,比如成为某种标本,我个人一直反对成为某种标本,但是现实中我却不由自主成为别人眼中的标本。我希望在《女工记》里看到这些女工只是她们独立的自己,并不是标本化的女工,但是现实中她们可能会被标本化。在打工题材里,它是我花时间最多的一部作品,或者应该是我写作打工题材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如果说早期《黄麻岭》是一部我在某地打工的现实,写的是一个地方的个体的事情,那么《女工记》强调的是一群个体,在这个时代遭遇到困境。我计划再写一部打工题材,以打工事件为线索,这样就会构成一个地方、人物、事情的系列,当然我不知能不能写完,这只是我的计划,我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写得比较慢,07年南都采访我时,我说要写一部女工的作品,说06年开始准备,没有想到去年才完成。不过,我相信有些事情需要慢慢去做,我会努力地坚持。

王士强:有的人认为你的诗社会性较强、题材的意义较大,但是有些粗糙、技艺方面有些单一、语言不够考究,有的地方道德评判的痕迹比较重。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或者说,这就是你的风格,是有意为之?

郑小琼:我觉得具体题材具体处理。我在打工题材与社会现实题材处理得粗砺一些,而并非别人说的粗糙与技艺上的单一。相反,我觉得处理得相当丰富,每个题材的处理都有更适于这个题材的表现手法与技艺标准,一双弹钢琴的手与一双砌墙的手它们审美标准完成不一样,你说一双弹钢琴的手美还是一双砌墙的手美,因为他们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文字也如此,也许有的人认为弹钢琴的手是美的,是细腻的,在他们的眼里,砌墙人的手不是美的,是粗糙的,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社会性强与题材的意义较大更无从所说起,哪一种题材的意义较小,请说明一下。实际上阅读我作品多一点的人,比如《纯种植物》、《两个村庄》,还有《玫瑰庄园》等诗歌中我处理就细腻一些,处理方式是根据我的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来确定,可能一些长诗在外面看来有些杂乱,而那恰好是我需要表达的内心节奏。我曾有一段时间热爱即性摇滚音乐,我的一些诗歌受过其影响,一些长诗里面的情绪产生的节奏、呈现出来的荒杂恰恰在那些诗歌中是我所需要的。就像一个路边的汽车修理工一样,他的职业不可能让他穿得干干净净,他看上去要像一个现实中的修理工的样子,我的一些诗歌也是同样原因,我在作处理时,更愿追求某种杂乱,似乎无节制,这更能呈现我所表达的对象,更适合我表达的内质。在以前一些访谈中,我曾用《挣扎》与《人行天桥》来说明过我的长诗里面的情绪与处理的手法。

王士强:总的来说,你是一个出世的人还是入世的人?你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吗?

郑小琼:我个人谈不上出世与入世,我们在这个现实中生活,你就入世,我们都是生活在俗世之人,只是在作品中有的选择了回避有的选择了面对,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纯粹的大学学术教授与一个工地上的泥水匠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也许在泥水匠看来,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学术他是出世的人,而在大学教授自己看来,他的世界与生活面对的就是专业的学术。我一直想说,不是我们关心时事与政治,而是时事与政治时时关心着我们,比如我在工厂就面对劳动法、加班,以及由国家政策带来的户籍、暂住证等。如果再远一点,比如作品有些尖锐的东西会被审核无法发表。很多时候,在这样一个政治过度干涉着我们生活的国家,不是我们选择关注政治与时事,而是政治与时事时时关注着我们,它们制定一些敏感词,屏闭着我们的言论,它们制定种种尺度,需要我们去适应它,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公共政策或者言论上的等,政治时时在关心着我们,刺痛着我们时,我们不得不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因为政治与时事时时关注与干涉着我们,我们不能不被迫地关心它们。是的,我们可以过这种生活,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下一代不要过这种生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是我们无法忍受下一代还过在政治与权力过度干涉的生活中。

王士强:你现在是《作品》杂志的编辑,对诗歌的态度而言作为编辑和作为诗人有什么不同?你从做编辑的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郑小琼:作为一个杂志编辑,可能在视野上要开阔一些、接受的面要大一些,比如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诗歌都需要在一个杂志上呈现。作为个体诗人,我愿保持自己的个性,尖锐而极端一些,有些诗歌,我不会写那种类型,但是并不妨碍它是一首好诗,作为编辑,我会刊发这样的诗歌。作为诗歌编辑,我最大的感受是诗歌写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诗作,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过度关注那些差诗构成的诗歌事件,以及一些完全与诗歌无关的借诗歌之名的噱头,我们需要有耐心找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唐朝三百年编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而中国新诗还不到一百年,我们为什么没有耐心去挑选那些优秀的诗歌呢,为什么要让那些非诗的东西遮蔽我们观察的双眼。《作品》杂志从前年起,每期都刊发两首左右的长诗,大约刊发了几十首长诗了,这可能是我这两年做编辑最大的收获。如有可能,我会坚持把这个栏目做下去,因为大部份杂志都刊发短诗组诗,我们关注长诗多一点。

王士强:关于你的一个争议是,你逐渐获得了主流的认可,现在也差不多成了一位“成功人士”,成了“体制内”,那有人就说你是通过写底层、苦难而获利的,是消费苦难而成为了一名既得利益者,结果反而掩盖和遮蔽了苦难,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强化和肯定。有人说你的写作已经是主流写作的一部分了。我想问的是,现在的你和写作初期的你一样吗,你还保持着独立性和个体性吗?如何保持,怎么做到?

郑小琼:这种担心很多人有过,林贤治老师曾写过一个评论也提到这个。我一直想说,写作者用作品来说明,我不知道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什么,是物质还是虚名,如果以此标准,我似乎都不是。内心有体制的人时时看到的是体制,就像很多人说我诗歌中的政治,我只是写我自己的那部分,至于它们是什么我并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内心中那部分体制,一颗真正自由的心灵,我们在写作诗歌是不是真正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上面说过了,在现实中,我不想成为一种标本,但是外界一直将我标本化,尽管我一直反对,但是没什么用。以身份论,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在大学教书,有些人被说成体制、官方诗人,有些人却是民间的,同样是做生意的人,有的人同样如此,一个做民间出版的,他说是自由的、民间的,实际上无论是做民间出版还是做官方出版,如果有书号与发行的书籍,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尺度,同样被迫剪裁、修改、甚至不能出版刊发,在同一个看不见的尺度下生存着,你说哪个是官方哪个是民间,哪个是真正自由的?在一个寺庙的和尚与尼姑都有体制级别的地方,你说哪一块地方没有被体制化浸濡、腐蚀?一种内心的、一种外在的,而我们更需要看重的是能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在作品中能不能保持一种自由者的角色。我现在说我如何保持独立性和个体性,也只是说说,我只是希望阅读者从作品中感受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我一直想说一句话,写不写与写什么不写什么都应该成为一种作家自由的选择,至于能不能传播发表出版则是另外一回事,作家最需要的是作好前者。我一直对绝对化的东西保持警惕,就像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但是却成为别人眼里的标本。

王士强:内心有这种自觉、清醒的意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而不是为某种强大的力量所吸引而丢失了自己,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也是我觉得你的写作中很可贵的一种品质。它可能是很基础性的,否则文学几乎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出问题又是普遍的、层出不穷的。

郑小琼:至于别人眼里的什么,与我关系不大,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主张穿越,包括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政治与体制这样的庞然大物时,我主张不回避、不纠缠,这是一个巨大的泥淖,我们需要保持自我的独立,而不是依附其存在。在我看来,以歌颂其为生与反对其为生二者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不想让反对者在自己反对的对象倒塌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的写作更需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作品中需要面对就必须去面对,如果不需要面对也无须牵强面对,这一切取决于自己的作品,这是我的立场也是态度。现在我们诗歌中有一种以反对者作为标榜,我遇到一些人,诗歌写得很差,处处以反体制为标榜,这何尝不是体制的另一面。写作者最主要的是作品,作品是最重要的力量,不能让作品沦为一种反对者的行为艺术与波普,这也相当可怕。

王士强:似乎你对长诗写作情有独钟,谈一谈你对长诗的理解吧,我猜想它可能和你诗歌写作的某种抱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