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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个《暝色》:我与谁是同时代人?反讽和自由的可能性

2019-4-17 15:46| 作者: 陈丽|编辑: admin| 查看: 31| 评论: 0

同时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黯淡的人,他能够用笔探究当下的晦暗,从而进行书写。

——阿甘本

 

“暝色”是忧伤和透着古意的,黄昏确实像这样,一种悄无声息、似有若无,以至无可挽回,小说中也不乏如此叙述。但是,我其实并不愿意用“忧伤”这个词;相反,《暝色》是有力量的:因为它讨论马克思、康德和休谟,或者说,它敢于一次比一次滑稽地讨论正义、物自体和公平;因为就是在傍晚的“暝色”中,老赵被通知肾有了,而这正是历经种种力量之较量后的结果。甚至也因为,身体和欲望不会在“天色黑下来”之后就“打算去睡觉或仅仅待着”;所以,“暝色”的不稳定性是悖论的生成空间,它回不到自己,它包容了无数的“反与正”,在空气中荡开;就像语文老师以“表演艺术家”的身份,在叙事中时不时地荡开一笔,抒情一番。因此,在透着些古意的“暝色”之抒情和当代生活之“日常性”与“伦理”之间,前者是“还乡”之不可能性及针对“怀乡”的反讽,而小说经此、对“正义”的讨论也包含了对它的反讽。当“反与正”共在一个平面而不再有一个高居上位者和可追溯的原点时,“反讽”的自由便成了一个永恒的问题。

“还乡”主题的三次延迟:从抒情走向反讽

当我们说起《暝色》中的“还乡”时,我们所谈论的其实是历史和自由的问题。这是朱个之隐微中的睿智与成熟,也是“暝色”悠悠荡开一笔后蕴积的力量,首当其冲的“传统”被冲散而后重组,是艾略特所谓“个人才能”对“传统”的重构。这是文学史,亦是“历史”的问题。

《暝色》中,“我”工作在“北方”,是一位语文老师。小说开篇便是“一到冬天就觉出自己是一个外乡人”的“怀乡”之愁。“南”与“北”,由此看似形成了地域空间上的对立。它让我想起鲁迅这位“五四”时期的“过客”,倒不仅仅因为朱个在绍兴待过。鲁迅亦曾自南而北,《在酒楼上》却是写的回了S城的情景,他说: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

在《暝色》中的“我”与《在酒楼上》的“我”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对照:前者未还乡,后者还了乡;前者是异乡的教员,后者是故乡的教员;前者自称“抒情表演艺术家”,后者是“启蒙者”。鲁迅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关键不在于他为后人开辟了几条“启蒙”的道路,而在于,他从一开始就领会到启蒙的悖论。比如在《起死》中,庄子将骷髅唤醒,后者醒来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便向庄子索要衣物。庄子没办法,最后只能求助于“国家机器”,以暴制暴。悖论中“反与正”的滑稽,看似造成了“启蒙”本身的自我消解:启蒙无法回到自身,就像“还乡”之不可能。因此,鲁迅在《在酒楼上》还说: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鲁迅在此说的是一种对“还乡”之不可能性的经验,就如同他对“启蒙”之不可能性的经验一样,因为故乡和启蒙的本来面目都已不再能够被准确无误地认出。安克施密特说,正是因为“还乡”不可能,“怀乡病”才有可能(《历史与转义》)。但无论是对《在酒楼上》的“我”,还是对鲁迅而言,他们都回去了,都曾有过对于返乡的期待和信念,因此,他们对“不可能性”的经验只不过是理想之希望的落空罢了。为了这种落空,他们花了巨量的篇幅去叙述,叙述者因此反而留下了理想。而这种理想便是历史之重负。

《暝色》中的我与此不同。如果说鲁迅的“怀乡”与“启蒙”是抒情,是“认真”;那么朱个的“我”自称“抒情表演艺术家”就已是反抒情的戏谑和“不认真”,由此构成一种自我调整的“反讽”。比如小说中,“我”对于老赵的真实所采取的态度是:“对他们只要别太认真,或者说把认真表现作一种不认真,他们就会很舒服了。”正是“不认真”构成了小说旁逸斜出的全部。“还乡”始终是《暝色》中一件隐而不发的事情,它随时要面临其他事件的插入,就像一个无限滑动的能指,无法及物,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对“本源”“界限”的怀疑。

在“我”感慨自己的“外乡人”身份之后,便是与老赵的久别重逢,以及对那声充满戏剧情感的称呼的自嘲,并自称“抒情表演艺术家”。这在暗示我们,开篇的抒情也不过一个“表演”。而“我”之所以说“戏剧”,实则因为老赵进来时,“我”正与赵太太在微信里聊天。故事由此开始叙述,所谓“外乡人”身份及外乡人之情感的展开却首次遭到了延搁。接着,在第4部分,当老赵问及南方并称其为好地方时,“我”则否认了“南方”与“北方”的界限:

“‘南方’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就跟“北方”一样。“南方”可以更南,“北方”也可以更北。尤其当你生活在北方,没有必要去细究、并且“北方”才不管你的“南方”是哪一部分的南方。”

两句话听起来像是煞有介事的思辨,仿佛真要去表达一种地域界限消失的真理;实际上,此时的“我”只是“笑笑”之后的随口荡荡,依然在与赵太太聊天,并且安于一种自我认可的“猥琐”中。于是在这里,对“怀乡”主题中地域空间问题的展开遭到了延迟。直到小说的第9部分,赵太太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昆明湖的照片,“我”与她展开了一段对话:

她说:“朱老师没在上课吧?”

我说:“上完了。照片拍得不错,这么对称。”

她说:“我没去过西湖。”

我说:“我是西湖边长大的。”

她说:“啊,难怪你说西湖更美。”

我说:“那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这么说。”

她说:“那是为什么?”

我说:“帝王造园嘛,就是仿照西湖,它也得要气象。气象一大,美就缺了。”

她说:“噢。此美非彼美吧?”

我说:“心里的小美,才是真实的美吧?”

她说:“嗯?”

我说:“比如,你觉得那一刻美,你拍了下来,只要你真正这么想的,那就是好的。”

她说:“你怎么知道帝王之美不是他们心里真实的美呢?”

我说:“我真实地知道自己心里确实不知道这个呀。”

她说:“朱老师这么狡猾啊。”

我说:“哪里,一讲真话才显得狡猾了。”

在这段对话中,继之前取消了在空间上还乡的可能性之后,又否认了一种线性时间意义上的“过去”。“我”若因在西湖长大就觉得西湖美,那便意味着“过去”是可以由“现在”而追溯到的“原点”。据此,“成长”便如同一个直线型的跑道,只要跑回去,就可以“认识”到它的美。这就像一个哲学、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以上帝视角把握全局,把扩散的空间转变为线性时间中前后相继的点,每一个点,包括起点,都是可以认识的对象。但是,“我”没有这么说,也就意味着,“故乡”在“时间”上也是不可追溯的,无关浩浩汤汤的历史进程般的宏大之美,如同人类社会从神话走向现代。相反,“真实的美”是“心里的小美”。于是“我”说:“比如,你觉得那一刻美,你拍了下来,只要你真正这么想的,那就是好的。”“瞬时”取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限。但是如果滞留于此,它便仍然是抒情,是赵太太朋友圈式的抒情,被“我”定义为“鸡汤图文”,因此,“心里的小美”“真实的美”通过二人对“真实”二字的调侃,再一次遭到否定。

她说:“你怎么知道帝王之美不是他们心里真实的美呢?”

我说:“我真实地知道自己心里确实不知道这个呀。”

她说:“朱老师这么狡猾啊。”

我说:“哪里,一讲真话才显得狡猾了。”

朱个在《暝色》中不再逗留于抒情,无论是风景中还是人物对话中;而是走向了针对抒情的反讽,反讽在于对“还乡”“怀乡”等终极价值一次又一次的延迟。在小说整体篇幅中显得无足轻重的“故乡”“还乡”及“怀乡”,不再是叙述者沉醉不知归路之处。我们会说,它们(抒情)也许还能算作漫无边际的夜空中闪烁的明星,就像这个时代里看似始终保持自身的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本身也成了我们时代英雄主义的自我嘲讽;康德式的“仰望星空”则成了道德律对自身的反讽。面对真实的“存在”,没有什么是不易遭人遗忘的,遗忘反而真实,就像加缪的《鼠疫》,没有什么“人道主义”,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辗转、沉沦于复杂境遇之间。对于反讽者朱个而言,这是《暝色》对《在酒楼上》中鲁迅式抒情的重组,也是面对历史的轻盈感对面对历史之重负的替代。

“正义”的困境与反讽

我们建构了《暝色》与《在酒楼上》的互文,其间存在一个“今”与“昔”的对照。除了与叙述者之“故乡”有关的空间上的南/北,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其他有关时间、空间之“此”与“彼”的对照。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像南与北、有雪区域与无雪区域之间界限的模糊一样地不可靠。正如小说结尾谈起回南方的经历,最后一次借景怀乡、抒情时所说:

“我一直在疑惑,没发现从无雪区域到有雪区域的那个交界处。明明刚才还有太阳,还把窗帘拉下的。”

在这里,一种“界限”消失的当代、当下之体验取代了那个作为“过去”、作为“原点”而自足和无可置疑的本源。因为就在对此感到困惑之前,“我”提起了“开雪眼”。“开雪眼”这个词中一种明明白白感觉到要下雪了的明晰性,由此成了无可挽回的追忆,连同这个词所指涉的“江南”和“母亲”的存在。现在再来看鲁迅在《在酒楼上》对于南北的那番话:“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仿佛一个高居者、局外者,分清了南方与北方,也撇清了南方与北方,但当他说“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时,深深的遗憾所隐含的深层结构却是深深的归属。然而在朱个看来,南与北是悖论,界限的两面随时可能转向各自的反面。“暝色”本身就暗示了“界限”的消失,正如小说开篇提及黄昏时说:“北方小城的冬天,日色隐得飞快。刚刚还是一抹暖调,转眼就阴沉了,没有一条明白的界限。”小说第一段的抒情已经在经过自我反讽之后,产生了新的一面,暗示消失“界限”之后的“暝色”的混沌。正是在此基础上,“正义”的讨论也带有了“暝色”的不稳定性。

由此我们发现,这早已不是《在酒楼上》充满理想主义的二人独白式的孤独者形象及其对与客泛舟之苏子的遥相呼应。在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隐而不发的“还乡”“怀乡”主题下,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正义、不正义之论断,康德的物自体、星空和道德律,对于当代社会来说,也成了一个“故乡”般的存在。它们也属于过去、回不到的过去,属于必然要历经一次次反讽的过去。

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小说将其设置在一个个正在赴宴或是将要赴宴的场景中。宴会仿佛这个时代众声喧哗的“复调”演练场,就像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古老的神话成了当代世俗生活永恒的回望与戏说的对象。即便是后来老赵与“我”在办公室时,叙述者依然说:“他呷口茶,大概烫嘴,很快就放下了,神态好像是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吃过饭喝过茶似的。”在宴会或是一种宴会状态中,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时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展开,以至于互相渗透而取消了灵与肉的界限。而这也呼应了“正义”界限的消失。

为了取消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识对象,列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举了饥饿的例子。他的意思是,人饿了就要吃东西,因此,饥饿的欲望对象就是欲望要达到的终点,而毋须再追寻另一个占据高位的理念。(《从存在到存在者》)那么在宴会状态中,人们对食物的欲望,在实现的同时又会立即产生,在欲望与对象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无须任何寻视、反思、停留。因此小说中接二连三地提及餐桌上几位老师举杯、吃菜、动筷子等细微且自发的动作。而老赵对“正义”的讨论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动作之间。

面对“正义”这样一个顽固的词语,宴会中人们的动作、行为所形成的动态就像一个个突发事件,延迟了“严肃”空间的形成和对“正义”进行定义的可能性。当老赵说,马克思最杰出的优点是没有把“不正义”的帽子扣到资本主义头上时,叙述者是颇有些惺惺相惜的:“老赵的口吻轻飘飘,回答的内容又比较沉重,仿佛他讲的那些词语介入了日常生活——局上的气息,就好像不得不让人们要挺起腰板吃这顿饭一样了。”但是最终,在宴会情境的流动性中,人们并没有挺起腰板,吃饭就是吃饭。于是紧接着,裘老师称赞老赵有才,随即将手里的筷子向一条鱼伸去。而老赵只能转向“我”。一种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的日常生活之“沉沦”使得形而上学的“正义”面临困境。这便形成了小说对“正义”的第一层反讽。

《暝色》对“正义”的第二层反讽在于,它敢于一次比一次滑稽地讨论正义、物自体和公平。就像叙述者在小说最后说的“在这种地方谈正义比在酒桌上谈更加显得滑稽”。这里说的“在这种地方”已是五年后。上一次在酒桌上对马克思的正义观欲罢不能的,还是五年前的老赵。小说在后面通过赵太太告诉我们,马克思、康德等“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读物”。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个时代,小说对此也有意欲说还休。也许是与“我”在北京读书时遇到的那位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老师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位每到课间就坐在讲台后面弯着腰低头啃饼干的老师谈起马克思也像老赵一样地“欲拒还迎欲罢不能”。他们的“亦庄亦谐”显然是一种“沉沦”中的“自珍”,就像是还带着一些理想和真实,并且正如叙述者所说,也不惮于表达一下这种真实。由此一个对照出现:一个叙述者按下不表的时代和当下已然沉沦的时代。

如果说这时候的老赵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曾经读马克思和康德的时代依然存有无限怀想的话,那么五年后,经历了患病、换肾的他,作为面对生命之脆弱的病患,也作为一个最终的利益既得者,则无可挽回地在现实中栽了理想主义的大跟头。此时出现的一个消解“正义”的场景,就像小说最后老赵说的,是一个“屠宰场”。“屠宰场”的比喻,让人想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自然状态下,人们在自然平等的条件下,面临同样的将要死亡的恐惧,由此引发力量较量的战争状态。这种残酷的较量则含蓄地表现在小说借老赵换肾而让人联想到的器官交易事件中,只是在这背后是种种看不见的力量和看不见的权力、运气的不平等。所以老赵苦笑道:“搞到手不是一个问题,能不能早点搞到手才是一个问题啊。”小说中,给老赵肾的是一个刚拿到驾照就出了车祸的年轻女孩儿。“有角膜,有肝,还有心,都分掉了”,暝色对此的描述也暗合了“屠宰场”的意象。

在康德哲学中,因为“物自体”不可知,我们知道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被悬置的理性,就像是一种无限的“崇高”,仍然被放在了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基督教的“彼岸”,或是内心最高的“道德律”中,成为对现世生活的限制,为一种积极的道德自由提供引导。而在小说所表现的当代日常对话中,高悬在至善伦理中的理性,反而成了对自身的反讽。比如“我”与老赵在对话中对康德的“物自体”的调笑。现实的真实是,理性和正义无法自持,随时可能走向各自的反面,谈论正义本身不是正义的,就像老赵在小说结尾处的质问:“我们说的哪句话不是自认为出于正义啊?”

由此,所谓“出于正义”,就像叙述者告诉我们的,老赵“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康德,对孩子的成绩漠不关心,关心的是和生活没有关系的东西,甚至说不上是‘东西’,只是一些荒谬的名词”。这些荒谬的名词没有办法指向现实情境。现实始终处于正与反的张力中,它只能表现为每时每刻的“溢出”:超出种种义务、责任、美德,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关联、细微神态、动作,乃至于“说话”替代之。由此,便引出《暝色》对“正义”的第三层反讽,即贯穿小说始终、但总是处于幕后的三角关系。无论是五年前三人都在场的宴会上,还是五年后老赵与“我”在办公室里,“我”与赵太太的暧昧关系在小说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成为整部小说旁逸斜出的全部插曲。

反讽如何自由?

反讽者只能不断反对自身。如果我们回头再看老赵对马克思的描述,会发现,老赵的马克思本人也许也是一个反讽者。他说,“马克思取消了永恒正义”,“马克思忍住了,没有说资本主义不正义”,这就像小说结尾处,老赵也忍住了对不正义的批判,只是说,“没有爱的正义就像一个屠宰场”,屠宰场成了最后在灰色天空中唯一显现自身的东西。它带来的最后诘问是:即便“正义”不可能,今天的我们,又能凭借什么去批判“不正义”?批判的自由还是否可能?反讽到底是游戏还是自由?如果说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是指一个成熟的人,以至高道德为旨归的实践理性。那么,对此的反讽所获得的自由究竟能否具有一种伦理承担?又或者,它是否只能走向一个不断否定自身的能指滑动的游戏中?

这可能是《暝色》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而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也不是文学力所能及之事。但是小说通过两人视频聊天讨论了“名字”的问题,却是引人深思的。我们说,“我”与赵太太的暧昧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绝妙的反讽。但是这种暧昧也像“暝色”一样的不稳定。他们谁也没有真的越了雷池半步。关于他们的视频聊天,叙述者描述道,“她朝我笑了一下。画面有延时,她的笑容在某一微秒时是卡住的,这让她的笑容看起来不像是在面对着我。好像面对的我,依旧是一个人工智能什么的,或者我是人工智能模拟出来的三维影像,反正好像我不是个活人。”随即又说,这是一种“性冷淡”的样子。之后对“性冷淡”的讨论,实际上揭示出的是反讽者的困境。

首先,就像同性恋者无法摆脱社会将其视作“他者”的眼光,反讽者自身也没有办法摆脱它反讽的对象。其次,就像同性恋者的伪装,反讽者只能在一种游戏状态中调整自身和对象,却无法确认它们。第三,正是反讽和它所反讽的对象之间的永恒张力,使得我们说的本源、界限、定义变得不可能,那么世界就成了一张相对主义之网,丝毫没有力量。

认识到反讽者困境的朱个,也许并没有试图用无限的反讽取代永恒的正义。因为在最后,“我”的名字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朱喻明”三个字,就像是一种力量的隐喻。赵太太用一种艰难、“愚拙”,甚至隐约带有些诡异的温情的方式,在胸口写“我”的名字。“我”借此重新认识的那个自己和“x小姐”,成为了一种无限的“喻体”本身,由此,赵太太的“高潮”也成了一个隐喻,像是以隐秘的身体和欲望的方式,摆脱了反讽者的性冷淡,给了这个时代一个最恰逢其时的回应。这个回应所显示的,不是什么问题的答案,而是,永恒的问题本身。

我与谁是同时代人?

在法兰西学院一次讲座的笔记中,罗兰·巴特说,“我与谁是同时代人?”“也许日历并不能给出答案。”《暝色》中提及的“时代”,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老赵与“我”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天真的一面。”

老赵:“你说的那个是时代的烙印。”

我:“我们算是一个时代的人吧?”

老赵:“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学?”

我:“九一年。”

老赵:“两代人。”

老赵与赵太太一样,确实存有一种对过去时代认真的怀想,前者斩钉截铁地认为自己与“我”是两代人,而后者也说,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等“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读物”。但是,这种时代的断裂感在“我”看来,就像种种界限、定义一样地不可靠。因此对于老赵“两代人”的断言,“我”只是“笑着说:“两代人,两代人。也不早了,我收拾收拾,咱们出去找个地儿吃饭?”而面对赵太太谈及的“时代”,“我”则在微信上“发过去一个呲牙笑脸的表情”。此外,在另一段有关理想主义的讨论中,老赵说赵太太理想起来像古人,而“我”认为,“理想主义跟时代没关系”。

开篇我们说,“暝色”背后是朱个以“个人才能”重组“传统”的力量。因此,除了自由以外,这还是一个有关历史的问题。理想幻灭者对于过去理想时代的相信,使得时代在他们看来是断裂的,传统是故乡之美、是正义之光,现代则是遗失和失落。因此,在他们的逻辑里,改变现状就像回到过去一样的不可能。而当朱个说“理想主义跟时代没关系”的时候,她实际上恰恰是时代断裂说的反对者。也许朱个想要寻找的,是一种“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意味着,无论是小说中按下不表的那个时代,还是三人共在的现在,抒情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没有理想也不是当代独有。由此,赵太太的抒情与北岛1976年的《回答》在文本中得以并置;老赵换肾的故事与过去“舅妈”的经历并置;“师道尊严”在两个时代间切换;而当“我”看到毛茸茸一片、又凄凉又美的白杨时,对茅盾1941年的《白杨礼赞》产生了怀疑。

因此,传统对朱个而言不再是虚构的实体,“同时代性”则意味着一种站在自己时代之外,发现时代之连续的可能性。正像后来阿甘本在谈到同样的话题时说的,“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对于那些经历过同时代性的人来说,所有的时代都是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