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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要鼓励青年人爱文学

2019-4-17 15:51| 编辑: admin| 查看: 31| 评论: 0

李星在书房学习、写作。摄影/魏锋

李星题词:“中国青年作家报,立意别致,导向积极,版式活泼,甫一见面,即让我有家园之感。”

李星,文艺评论家,曾担任第四、五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评委和第六届茅奖评选初评和终评评委。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评论工作40多年来,躬耕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用独到的艺术观和哲学观,审慎分析,对文学创作进行跟踪阅读与批评,见证、关注、参与并促进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当代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发展的历程,力推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

从窗口投射进来的阳光,照着他一头灰发和看上去略显疲倦的面容,只有那质朴的微笑,秦音浓重而真诚的话语,带给我平易、和蔼、耕夫一样的善良和从容。日前,带着《中国青年作家报》的祝福,笔者就青年作家如何创作、青年评论家的责任等问题专访了文艺评论家李星。

鼓励爱文学的青年人尤为重要

文学是要有天赋的,鼓励爱文学的青年人尤为重要。参加工作刚到编辑部,李星是小字辈,毫无文学经验,评论组工作任务并不多,他的任务就是登记编辑部每天大量的来稿。看过小说、诗歌、戏剧的初稿,也无数次昏天黑地给来自全国各地不符合要求的作者或文学爱好者,写过“感谢赐稿……不拟采用,深致歉意,欢迎再联系”类似的退稿信。

“胡采同志帮我修改了人生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柳青多次与我谈过文学,王汶石帮我改过小说习作……”这一连串名家与李星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西安建国路83号的院落里。在这里,他知道了选稿的基本标准;在这里,他听到了柳青、柯仲平、王汶石、杜鹏程等文学前辈深入实际、勤奋创作的许多故事和文学见解,树立了一篇好作品首先要有真实生活体验,要表现出人民生活的质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第一篇作家作品评论,李星写的主题是《对王汶石短篇小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再认识》,此文发表在1982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我开始了以陕西作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文学评论,从此欲罢不能。”也正是参与评论工作,李星结识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文学青年,知道他们开始发表作品的过程,了解他们曲折的人生历程和艰苦的文学之路。

1973年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后,李星从最初的登记来稿、初审后写统一格式、千篇一律的退稿信到走上文学编辑岗位,直到《小说评论》主编。李星说,让自己引以为豪的是,“在35年的编辑工作中,我从来不曾利欲熏心,从来都不忘公平、正直、认真、负责这些做人之本。”

“不论从那个角度来说,爱好文学,文学吸引每个青年人,社会要鼓励,家庭更要鼓励。但是,要从事文学创作,用柳青的话说,文学创作60年一个单元,不能说你爱好她、追求她,就以她为事业,吃饭、生存是第一位的。”李星说,文学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活儿,而且未必适合自己,文学是一个好梦、正梦、瑰丽的梦,不是一个噩梦和邪梦,有文学梦是好的,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搞文学,不是说文学有追求就能成功。说到底,文学梦是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有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也到达不了目的地。

“我当初做文学编辑的时候也想写小说,写了个短篇给路遥看,路遥看后说你还是做编辑吧,你的逻辑思维是强项。”李星说,有文学梦想的青年人我们要鼓励,但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更要冷静地思考,不要企图用创作致富,或者养家糊口,“说实话,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谈何文学梦想。我们国家现在靠写小说生活的也就几十个,大部分作家有其他职业,靠职业生存,文学仅仅是个爱好,是生存以外的精神追求。”

李星说,纵观古今中外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还是要有一定的天赋,要冷静地衡量自己有没有那个天赋和条件,追求文学创作必须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基本素质要求。另外,生活根底必须扎实,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才能锦上添花。

“农裔城籍”作家研究影响至深至远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文学批评家对作家创作产生着巨大影响。1989年,李星在中国文坛上第一个提出“农裔城籍”的文学概念,他认为这批作家青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经历,以及同农村社会保持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至今有着化解不开的乡村情结,葆有可贵的乡村关怀。这批作家的内心世界,人生命运,哲学思考,艺术审美,文化心态等定位都需要大家关注。

为此,李星以“农裔城籍”作家为开端,开始了自己欲罢不能的以陕西作家作品为主要解剖、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写作。对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以及后来的叶广芩、红柯、高建群、冯积岐等人的主要作品发表的评论和研究,发现着他们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融铸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判断和阅读感动。他上万字的论述《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和未来走向》曾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半月刊)》和数家报刊转载。他提出的概念和观点被国内评论界所看重并广泛引用,以其为基本观点的评论、重大课题等,获得全国优秀文学研究成果奖,但这些与原创者李星无关。

“尽管有的作家有‘从来不看批评家的文章’的宣言,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对自己作品的社会反响和批评家声音真的漠不关心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应该反省自己:我们的文章是否建立在理解了作家创作劳动艰辛的基础上?特别是我们是否认真阅读和研究了作家艺术家的相关作品,了解了作家作品的独特用心?对于那些投入了自己巨大的思考和劳动的作品,对于那些哪怕在某一方面有所创造和探索并有所突破的作品,批评家的担当和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深入阅读、严肃思考,然后作出自己恰如其分的艺术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批评的话语权,这样的批评家才是有责任和担当的批评家。”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李星心里清楚,尽管没有一个作家不关心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评价,但缺少有作家在公开的文字上对批评界及批评家的劳动给予公允或庄严的评价。

青年文艺评论应该发出“清洁的声音”

李星认为,作为青年评论家,首先应该要有鉴赏能力,“文学鉴赏能力跟你的文学理论知识是一样的,你可以读到文学研究生、文学博士,但是,你不一定有文学鉴赏能力,一些作家也未必有合格的或高等级的文学鉴赏能力。文学作品要有好的构思、好的语言、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是一种水乳交融的优质素材组合,能唤起你内心莫名的快感。其次,要以宽阔的襟怀看待学术争论。一个正常的批评氛围,就应当允许反批评,这是批评的基本风范和一个严肃报刊的风度。”

李星说:“社会对批评界的印象,可能出自于那些作品研讨会‘通稿’的片面所造成的,更多的是行业的隔膜和某些文学出版机构‘有钱就能出书’和不择手段的夸大宣传,比如‘腰封’现象的后果。可见,‘砸’你没商量(不允许反批评)式的新批评、所谓的‘舆情’基础并不可靠。”

李星认为,研讨会新闻报道与研讨会实际的脱离,好评容易被公开,批评的意见多被省略。多年来,李星在文艺评论上一直呼吁“清洁的声音”。

李星说:“也有评论家说,一本书看两页就知道这个作者的水平层次了,下面就不应该再读了,并引用萧伯纳吃苹果的名言为证。但是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角度看,这样的经验却是粗暴的。

当下,中国文学创作数量特别巨大,仅每年出版面世的长篇小说就达两三千部,更有人统计出年达万本以上,更不要说自由宽阔的网络世界的各种类型的文字了。对于这种现象,即使是比较职业的批评家,他们虽然有通过快速翻阅、浏览大致给所谓的研讨作品归类、定位的本领,但也不能说,或者肯定地说,他们能够在浏览中,发现哪怕二三流作者作品所常常为大家名作所不具备的优点。”说到这里,李星叹了口气,“在专业的名家作品中,很难发现具有个人经验性的、独特而新鲜的、很有时代感、现实感和典型性的故事,但一些二三流作家作品中,却偶能发现以往作家作品中很罕见或从未见过的独特人物和故事。”

呼吁文艺评论家做护花的“春泥”

李星认为,当前中国文坛中“好的”作品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是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仍然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好作品,“世界文坛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就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一大批好作家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而所谓文艺批评,包括研讨会等,完全可以同时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发现、培养和提高作家。李星认为,即使一流作家的好作品也有改进和提高的余地,“当代文坛上,大量存在的正是这些有缺点(包括语言不理想)的好小说,就连公认的顶级好小说《白鹿原》的语言,也曾遭到孙绍震的‘炮轰’,事实上,它的语言也不是没有可改进之处。”

“无名之辈的优秀作品,哪怕是小的成就也应该有人关注。我不认为批评家有指导作家怎么写的权利和义务,但对于那些文学路上的年轻而盲目的追求者,我却常怀指点、帮助之心。”李星坚定地说,作为批评家不是来自于理论武器的伟大,而是来自批评主体对作品世界人生的理解深度。同样,文艺批评家就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和胸怀。